那么，行政裁量自我规制作为行政裁量规制的途径之一，相对于立法规制、司法规制和其他法律规制，具有什么特殊必要性和特殊意义呢？首先，行政裁量自我规制由于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对自己行为的规制，因而最了解哪些行为的哪些裁量情形需要规制，需要怎样规制，如何规制才能保证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行使和合理行使的统一：既最有效实现法律、法规授予行政裁量权的目的，又能最有效地防止行政裁量权滥用，从而使规制有的放矢、合理适度。
[71]这样，若准确解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宪法学者的自省与开拓更为宽广的学术空间，其中，对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是小心、认真对待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不可贸然作出预设。在权利性质上，政治性与治理性并存。
林来梵教授引述了罗文斯坦关于规范宪法的解释，现照录如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产生出名实相符的宪法，即成活的宪法，就要向它提供对其成活是恰到好处的水土条件。喻中：《政治惯例：成文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尽管学者对中国规范宪法生成的外部条件无能为力，但对中国宪法的内面条件还可施展学术拳脚。[36]以我国宪法在香港回归后是否有效为问题切入，以香港基本法为分析个案，发现了处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的宪法性法律，并得出了如下描述性与规范性结论：从形式主义的宪法观来看，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但在政治运作中，它实际上是一部在香港构建国家主权的宪法性法律。[56]对于宪法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元，研究方法也必然多样，问题是许多研究方法也能为其他相邻学科所采用，故而这些方法就不能标示出宪法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可贵又万幸的是，学者发现宪法解释学或注释宪法学则是其他学科所鞭长莫及的领域，因为该领域所适用的方法均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特定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宪法解释的方法，[57]或者说，就是宪法规范分析的方法。
这种宪法实施形态的提问方式特点是将宪法文本作为内心的依据，而题干则是普通生活问题，提问的假想对象是任何普通社会公众，比如：针对小学生可以提出是否在读书、是否缴纳了各种费用，若做肯定回答，就说明宪法典或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也在最为纯粹的经验层面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这种情形之下的宪法，就是规范宪法，它犹如一件合身的、并且经常被穿着的衣服。短期内舍己利人的行为，长期看是利人利己。
（2）公益与私益的法律界分 第一，法律上公益和私益应该界分由于确实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虽然公益和私益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法律却必须作出相对清晰的界分。土地财政遂成为推动政府启动征收权的重要原因。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第二，要让政府官员正确认识并处理公法权力和私法权利之间的关系。
所以，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逐渐消除市场泡沫，使之朝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既不了解自己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也不了解政府与干部的法定职责，无法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此类并不直接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之所以仍然属于法律规范，是因为它会间接涉及人的行为，即确认现状的法律地位，目的是希望人们尊重现状而不要挑战或改变现状。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但是，分税制要求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适应，而不能变成简单的财政包干和变相的收入分成。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规划与城市建设取代公益目的第一，《宪法》依据。一方面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节约土地。但总体而言，有关征地的法律制度仍极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对于本村是否存在农地（田）被征收的情况，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竟然有13.17%的农民回答不知道，充分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本村事务根本就不知情。
在土地整顿期间，核减掉6000多个开发区中的3763个，核减土地面积3.54万km²。铁道、轨道、索道设施。
围绕土地所产生的环境权。（5）公共水源，与公共利益有关的河流（含运河）、对于这些河流以治水、排水、用水为目的设置的堤防、护岸、水库、水道、贮水池及其它设施。
浅层原因涉及法律制度、政策安排乃至部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深层原因则主要涉及社会文化层面，包括历史传统、惯性力量、思想观念、社会意识以及农民的社会生存状态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界分，就有可能为公权力过度干预私域提供便利。2001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1]51号《关于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分配纠纷是否受理的答复》认为，它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属民事争议，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另一方面，征收活动过程应公开，决策过程、协商过程、听证过程、补偿过程、分配过程都应该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此外，前述的深层原因，实际上也就是远因，并不直接引起各类征收问题，而只构成问题产生的背景与环境。第三，加强农民的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不管利用与否都不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用者人数就具有极大的弹性，而根据公共利益等于个人利益之和的公式，受益人数不确定，公共利益的总量就无法确定，从而此种公共利益与其它个人利益之间就失去了比较的基础。程刚：21个公路建设项目欠农民征地补偿16亿元，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8日第7版。
但由于解释本身存在多种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完全消除纷争，尤其是这样做触犯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反对的力量不可小视。正确认识征收的实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许多原本不被人们视为征收的征收。
其六，有时候完全补偿可能导致人为增加征收成本，导致相关公共利益难以实现。也就是说，团体行动所产生的团体利益，一定会大于两个囚犯分别单独行动的个人利益之和。
即使其后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公共利益，也不过是私益满足之后的一个副产品。第三，严格界定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益和私益是完全一致的。
征收过滥，意味着失地农民不适当地增多，而一些农民全部或部分失地，即意味着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手段，如果再没有一技之长，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于是乎，城市扩张的规划就成了现实征收的当然理由，其《宪法》依据就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由于利益具有主观性，所以行为人可以将公益作为私益来追求，例如将帮助他人、拯救苍生作为自己的个人使命。
第五，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也就是说，在国家机关有可能滥用公共利益限制私权利时，就要尽可能缩小其将私益转化为公益的范围。
即征收是必要的，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没有对被征收人权益损害更小的措施可供采取。其二，征收制度不能视为公共财产的附带制度（W.Weber所言）。每个人追逐自己的私利最终一定能增进社会福利吗？亚当•斯密作出了肯定回答，现在看来就不一定了。在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商积极要求政府扩大征地规模。
目前中国耕地的保有量，已经逼近甚至可能已经越过了这根红线。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再次，公益可以成为限制私法自治的正当理由之一。这在客观上也为征收权频繁启动提供了机会。
对于一些有稳定收益的公共事业项目，如高速公路、供电供水设施等，还可以采取将被征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补偿，使权利人能够获得较为长期的稳定收益。但是，2003年2月召开的全国法院立案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因征地补偿费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由行政部门协调解决。
